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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木马)见证辉煌史 立书济后人(散文)

来源: 免费小说网 时间:2019-12-09 16:10:39

见证辉煌史 立书济后人

——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全部出版感言

四月初,接刘嘉电话,说“中国民间文艺集成志书”三百卷①就要全部出齐了。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,自是日夜兴奋,激情难捺。脑海里回旋的,是47年的风风雨雨,是30载的辛勤耕耘。当年风华正茂,步行万里采风,吃尽征途之苦;而今鬓发斑白,喜见累累硕果,焉能不喜?回顾编辑岁月,旧影浮现,感慨万千。欣读煌煌长卷,心中确有说不完的话,唱不断的歌,道不尽的情……

难忘一九六二

人们谈到文艺集成编篡史,多从1979年始,其实,应从1962年计。那时,经吕骥、刘采石等同志谋划,由中国音协行文,组织各省区音协,共编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》。这应是而今十部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编辑的先声。虽然其宗旨、内容、要求,与七十年代末提出的不尽一致,但出发点是相同的。正由于此,那时的大部分省区,均开展了大面积的采风活动。以我所在的陕西为例,曾组织有二、三十人参加的专业采风队,于1962年2月起分组奔赴陕北、关中和陕南,时间长达一年半。成员来自西安音协(即省音协)、陕西省艺术馆、西安音乐学院、西安电影制片厂等单位。我所在的省音协是其组织者和主力军。

当时的要求是,一要深入到不常去的边远之地,注意多歌种的收集;二要记谱准确,歌词记录完整,对多段体民歌,因歌词不同或情绪变化,对相异的乐句也要用括弧标记;三要注意对风俗、宗教等稀有歌曲,特别是对革命民歌的搜集;四要注意拍照和录音。

据此要求,北至长城外的神木,府谷,南到巴山汉水的南郑、白河,都成了采风队的到达之地。可贵的是摈弃了“关中无民歌”的偏见,由艺术馆负责,将东至韩城、渭南、华县,西到彬县、长武的关中民歌也收集到手。范围是相当广泛的。

仅我所赴之地,就有陕北的延安、榆林、靖边、定边、清涧、洛川和陕南的商县、丹凤、汉中、南郑、略阳、安康、白河等13个县,行程数万里,步行多村镇。其搜集之范围,词曲之完整,记谱之准确,在当时是空前的。一些老作曲家和知名音乐家如油达民、王海天、许友福、刘均平、杨璀、邓怡如等都参与了这项活动。1962年10月我在商洛采风时,中国音乐学院的姚锦新(女)教授,也参加了,还对我说她计划要写一部名为《中国民歌旋律学》的书,说明这是一次很有意义和影响力的活动。

这次采风,不仅摸索了经验,而且训练了人才,以至后来多成为编篡十大民间文艺集成志书的领军人。

那时,交通不便,许多歌窝子,要靠步行才可到达。我们背着铺盖卷,拿着照相机,像部队行军一样,一天要走六七十里的路。踏雪窝,走沙地,爬大山,趟江河,有苦有乐又有甜,磨破脚,受饥寒,是常有的事。

因正值困难时期,常常忍饥挨饿。记得行至洛川时,半斤粮票,只能换回一个糠窝窝头,稀饭不用筷子搅,是看不见米粒的。翻过五里深沟,在公社食堂一人竟吃了一斤多的面条和馒头。为采访1942年秧歌运动中已颇有名声的老艺人冯明山,走出定边城,八级大风刮起,漫天飞沙遮路,因迷失方向,跑了十多里地,却错跑回到原驻地。

在此次采风中,大约收录各类民歌两万余首,收获是丰盛的。其一,抢救了那时已经衰落而今已经消亡了的歌种。如流行于陕北三边、关中淳耀一代的“大秧歌”,还有如今已消失了的陕南《牛歌》。其二,抢救了那时还可听到的许多革命民歌。“民国二十三年世事乱,起了些红军要共产。红军的头儿是白雪山,一心要把清涧占。”类似这样记录1934年清涧起义事件的许多革命民歌,现已听不到了。人们都知道有个叫《打宁夏》的歌,也知《刘志丹》的歌,唱的就是《打宁夏》调,但谁也弄不清《打宁夏》唱的是什么,原来唱的是北伐时期的军阀混战,就是在这次采风中弄清的。其三,抢救了那时还遗存的风俗、宗教歌曲。如陕南的《哭嫁歌》、《祭歌》、《烧拜香》等,现在也已基本消失了。

民间文艺具有自生自灭的属性,它随着依附着的时代、生活、环境的变迁,不断在变化着,发展着。今天滋生的,明天就有可能消亡;今日已消亡,明日却再生。生生死死,死死生生,轮回发展,反复无穷。鲁艺音乐家记录的上世纪三十年代、四十年代的民歌,和我们所记六十年代的民歌,待八十年代编“新卷”时,大多已不存在或者变样了。

这次采风活动,对后来十部集成志书的编辑与出版,有着承上启下的积极意义。

为此,我们在编民歌卷时,特意将延安鲁艺音乐家于30至40年代记录和我们60年代记录的一些民歌收了进去,是有特殊含义的。

总记老者风范

集成编辑出版,从策划、实施到胜利结束的三十年流程,真实、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内“盛世修志”的光辉伟绩。其指挥部就是于1979年成立的“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”。

在指挥部内,既有钟敬文、赵渢、孙慎、马学良这些国学大师,艺界老人,又有周巍峙、吕骥、张庚、吴晓邦、李凌、贾芝这些来自“鲁艺”的“老延安”。还有被我称为“少帅”的曲艺家罗扬。名家汇聚,集思广益,分工负责,形成了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,这就为三百卷的编辑出版,提供了长期而稳定的组织保证。他们深谋远虑的指导思想,锲而不舍的顽强毅力,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,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从倡导策划组织、制订规范体例,到层层编辑、三审定稿,再到出版发行,都印记着他们艰辛的历程和卓越的功绩。

除政府工作人员外,参与者,大多是多年从事文艺工作和富有经验的中老年同志。

在此项工作中,古今承传,老少接力,内外结合,上下一致,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我国既有历史上采风辑诗的优良传统,更有鲁艺时期倡导向民间文艺,从事现代文艺创作的革命传统。以前有《诗经》传世,《乐府》集存,鲁艺时期有《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》的出版①。再后,就是继1962年采风后的这300卷的编辑出版。都是中国采风辑诗活动的延续,是继承发展民间文艺的必然。

我觉得,延安鲁艺采风辑书的经验,对300卷的编辑,有着重大的影响,而以周巍峙为代表的一批参加过延安文艺实践的老同志,在这项工作中起了最关键的作用。

我采访过在鲁艺参与整理、刻印当时采集民歌的刘恒之同志,也多次看过《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》这本用当年无数文艺战士血汗凝成的极有历史价值的书,深知其成果的来之不易。该书记有采录者姓名、采录时间、采录地点,且有较科学的分类,其编辑体例,尤其是较科学的分类方法,成为我们后来编辑300卷的重要借鉴。参与当时采风及编辑者,多是当时鲁艺的师生,后来皆成为促进发展新中国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事业的功臣。吕骥、周巍峙、李焕之、张庚、吴晓邦、李凌、李季、何其芳、张如松、刘恒之、刘炽、李群……如果要一一列举,至少有百人之多。他们先行的经验,探索的勇气和艰苦奋斗的精神,一直在鞭策、鼓舞着数以万计的我们这些参与300卷的编书人,还有由我们这一茬带入的许多年轻人。正是这种自发、自觉和必然的承传,才保证了300卷稳定的的编辑队伍和旷日持久的韧劲和耐力。“发扬延安精神,促进集成编辑”,已成了我们陕西卷编辑人员长期坚持的行动口号了。这是最最可贵的!

能与老一代艺术家共事,是我平生最好的机遇。在他们膝下学习、工作,实感幸运和惬意。民文卷总编辑部开会,钟敬文先生每次必到,而且要说“我可能是最后一次看看大家了”的话,在我的记忆里,共有三次。吕骥同志几次坐着轮椅参加会议,指导工作。2004年12月在出席“第四届全国集成志书编纂出版表彰大会”同志们合影时,不见钟敬文、吕骥、张庚、赵渢、李凌、吴晓邦的身影,遂知他们已去世了,我即兴写了“京华嘉奖庆功会,影照前排少几人”的诗,怀念他们,慨叹失去了这么多的一代先师。

接触最多、印象最深的是周巍峙老人。30年来,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倾注在300卷上了。1999年11月,84岁的他来陕与余丛同志一起主持召开了《中国戏曲音乐集成·陕西卷》初审会,他那高尚的人格和务实的作风深深地鼓舞了大家。2007年12月,已进入92岁高龄的周老来西安参加另一活动,特提出一定要见见陕西参与十部民间文艺集成、志书的同志,大家一起交谈,分外的高兴。他那以身作则的风范,鼓舞大家硬是把最后的歌谣、曲艺志两卷编完付梓。

景仰无私奉献

人在世上走一趟,酸甜苦辣百味尝。重要的是不应单为自己的享乐而苟活,要发挥自我优势,为社会做点有益的事,对人类有所奉献。集成的编辑出版,就是一项造福人类、惠济后人的浩大工程,从打地基、垒砖瓦到建厦封顶,一定要有无私奉献的精神才行。许多参与者根据亲身感受,叫它为“集成精神”,这是我们这代人参与并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法宝。

回想往事,感人至深。在“向钱看”的十多年间,我们每月只拿20元的编辑费。1983年夏,安康突发洪水,马少谋已移至高处保命,想到集成资料未能转移,又趟江而过,资料保护了,而他却在返回时被洪水卷走了。1987年,韩城耿万津正伏案书写戏曲志稿,心脏病突发,卒于座椅,献身集成。妻子患癌症,命在旦夕,为了不误春节舞蹈录像时机,李开方硬是去了榆林。1991年10月为修订刚刚复审过的民歌卷,刘均平、杨璀、李世斌、李恩魁、刘劼诸君在北京西郊租一陋室,日夜修订,为了节约,他们上街采购,自做饭菜,大战六十天终于完稿。1994年,身患癌症的顔广兰,坚持修订舞蹈集成稿,当她在病床上打开卷本时,泣不成声,泪流满面。于1998年去世的她,为舞蹈集成卷的完成立下了汗马之功。2000年8月许德宝等10余人在京“苦熬三伏天”,完成了戏曲音乐终审稿。……

我从这些数不尽的画面中,看到了这种高贵的“集成精神”,并百倍地景仰它!

正由于这种肃穆的敬仰,才促使我无私的工作。在群英搏战间,不敢怠慢。

出于对“文艺集成”工作的忠诚,我于1996年出版了记录1962年那次采风活动的散文集《采风录》,算是对那段历史的交代。说真话,因 受老一代文艺工作着的感召和“集成专业户”群体精神的鼓舞,我在集成编辑工作中,还是敢作敢为,勇负其责的。从执笔起草陕西有关集成的第一个《通知》起,一直在守护和关照着它。除编写了说不清的那些文件、文章和简报外,有个嗜好,就是用诗词来抒发我对采风、集成及其参与者的“情”。大约有百首之多,收录于后来出版的《绿叶集》,都是些有感而发的即兴之作。它从另一侧面,记录了此项工作的历史真实,还有我对许多无私奉献者的褒扬赞颂。何以如此?正是“集成精神”使然。

集成出版,是采风辑书的成果,但也是学习民间文艺、提高保护认识的过程,许多有关民间文艺的学问,多是在编辑过程中“悟”出来的。我的有关方言、民歌、戏曲、曲艺、民间美术的数十篇论文,都是在边学、边悟中写出来的。因了这种悟性和悟果,于1994年至2005年被推选为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,又破格地上了“研究员”的台阶,使我在民间文艺的海洋里破浪而行,游弋远方。这也是“集成精神”使然,或者说是受集成恩泽的必然归宿。

在周巍峙等老者面前,我是一个无名的“小卒”,但站在李松、张刚、刘嘉身边,我却成为一个两鬓斑斑的“老者”了。回想参加1962年那次采风时,我仅27岁,现在70有4,还不老么?但心态却尚年轻,还在做着集成的“后续”之事。如参与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自办以保护民间文艺为主题的网站等。近两年,与他人合作帮助90岁的李石根老人编辑出版400多万字的《西安鼓乐全书》,这些,也都是在“集成精神”的鼓舞下干的。虽苦犹乐,自愿为之。

无妨杞人忧天

集成三百卷出齐了,但还有许多后续之事要做。不然,就会造成历史的遗憾。在这个问题上,我确有点“杞人忧天”之愁。

最担心的是未入卷的大量资料,会否丢失?由于篇幅限制,未入卷的资料很多,且颇珍贵。如民歌,宗教部分就全未入卷。其他被刷下来的,不计其数。如果丢失,将无法挽回。就此,规划领导小组曾发过文件,但据我所知,陕西就未实施。大量的原始资料,大多存于个人手中。

危急的是,散播于个人手中的这些资料,或因人的去世而舍弃,或因保管不善而散失。这方面的事例很多,也颇叫人寒心。我62年在陕北采风时,收集到许多民歌手抄本和边区纸币、贫农协会章程、游击队徽章等实物。强烈的组织观念,促使我交给陕西音协资料室,结果在文革中被毁。有个叫张醒民的延安时期的音乐家,藏有许多随身而存的民间音乐资料,因他的去世而不知何往。李石根先生,一生从事西安鼓乐研究,藏有10多册清代人抄写、却类似宋代“俗字谱”的手抄本,弥足珍贵。还有为数甚多的各市县的各类手抄本、油印本和铅印本。照片、录音、录像资料也是如此。因单位变更、人事变动等原因,面临散失的危险。

建议由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直接征集、编号存库并开发利用为好。

如果事成,在建立民间文艺资料库方面,那将成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“豪富”了。

再如集成志书的利用、理论研究的深化,系列成果的推出,原始生态的保护等,均需做出规划,付诸实施。

古有诗经三百篇,今读集成三百卷。欢歌赞唱丰功伟,古韵今声响耳边。喜见集成,三百卷,煌煌巨献。群英苦著数十年,金光闪闪。田歌社戏藏千种,曲艺民谣汇亿篇。八音绽。唱民族智慧,舞翩跹!

书历史,映民间。承古艺,继相传。叹千秋大业,载誉人寰!青春愿奉一身勇,老岁何惜两鬓斑。今聚会,对饮千杯酒,更少年!

献一曲仿《满江红》词,祝贺三百卷出齐!祝集成老少功臣们万寿无疆!

①三百卷:系概数,实际是298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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